我妈问我怎么跑到老院子那里去。老院子那边都是旧房子,本该拆迁,字都签好了,只不过开发商拿了政府的钱跑了,只好暂时搁置。老院子跟如今的新财政局院子之间靠一堵临时搭建的墙隔着,除非翻过去,否则根本没路。
那堵墙对于年幼的我而言如同不可翻越的高山,我本该是过不去的,可是在我的记忆中,我没有见到那堵墙,径直就走到的墙后的房子里。
我记得房子里的房间都上了锁,我推了每一扇门,都没有推开,于是便离开了那栋老房子。
不对,我那时好像忘记了很多东西,只记得爸妈说是在那堵墙前找到我的。我可能是要翻墙,可是个子不够,在地上堆了砖块想要翻过去。可地不是水泥砌成的,是不平整的土地,刚下过雨,成了泥地。我没注意砖块上的泥,脚下一滑,就这么仰着头栽下去。
幸好是泥地,没给我摔出个好歹,我那时只是晕过去了。我中途醒过来一次,是有人背我时让我暂时醒了一会儿,可我睁不开双眼,也动不了手指,只能感觉我在一个人背上。我闻到爸爸身上的香烟味,他总是应酬,手里的烟不断。只是短暂一会儿,我立刻又陷入昏迷。
这段记忆我小时候从来记不起,或者说根本没有。我一直记得我是在翻墙时滑倒摔晕,我从来记不起那座满地纸钱的老房子,我从来记不起对我咧着嘴笑的神像,我从来记不起向我扑过来的黑蛇。就好像,这是一段被人强行插入我脑海的记忆。
再次醒来时,周老师已经背着我走到我家门口,他没我家的钥匙,得把我放下来,在我身上找。他一翻身把我放在我家门口的台阶上,他的手指正要伸向我的裤子口袋时,一抬头,正对上我清醒的眼神。周老师尴尬地挠挠头,正欲解释。我没等他开口,就先行从口袋里掏出钥匙。
周老师这人还怪好的,还记得顺手帮我把拐杖拿回来。我的脚算是彻底废了,光靠卫生室的膏药是行不通的,还是得去市里的大医院,照个x光,开个药,没准最后还得打石膏。反正江不凡他们应该旅游快回来了,我也得趁这个时机赶紧回去,免得引起爸妈怀疑。
虽然现在才下午三四点的样子,但我早上没吃多少东西,又在船舱里头关了一阵子,此刻饿得前胸贴后背,肚子不争气地直咕咕叫。
周老师在我家东倒西翻,只从后院菜园子里择了几根蔫了吧唧的小白菜。我不擅长农种,别说田里的庄稼,就连园里的小菜我都照顾不好。只能说园子里的玫瑰命硬,给点雨水就能肆意生长。
周老师拿我种玫瑰的事儿打趣,说是第一次见有人在菜园里头种花。我插着胳膊抱着胸没讲话,其实就是饿的,嘴都懒得张。
见我这幅要死不活的样儿,周老师倒是没生气。他跟我打商量,今天去他家凑合一下晚饭。他的手艺虽比不上五星级饭店的大厨,但烧鱼还是不赖,以前他媳妇最喜欢吃他做的鱼了。
白占便宜的事儿我怎会拒绝,我锁好门,心安理得就跟着周老师去了。
周老师的手艺还是相当不错的,至少比我爹杀鱼的手艺好多了。我吃我爹做的烧鱼的时候总是会在盘里吃到一串儿鱼鳞,要么就是我爹在杀鱼的时候弄破了鱼的苦胆,惹得周遭的鱼肉一股子难以下咽的苦味。那时候,我总是被苦得要把胆汁都吐出来。
周老师说他媳妇是在湖泊密布的地区长大的,喜欢吃鱼,也会吃鱼。只是苦了她跟着他在大山里过活,一年上头也吃不着几次新鲜的鱼,她成天就惦记着这口鲜美的鱼肉。我问他媳妇呢,他没正面回应我的话,只是摘下眼镜,默默掀起衣角擦镜片,说道他没那个福气。
我突然想到花儿以前提过周老师的儿子,我心直口快,没意识就话赶话地问出来了。话一出口,我就后悔了,虽然只是猜测,我总觉得背后的事情不太愉快。果真,周老师并未说什么,他戴好眼镜,拿起筷子夹了块鱼肚上的肉,放在我碗里,叫我别客气,放开吃。见状,我自然是不好再过问。
吃过晚饭,也不过下午六点多的样子。我还得回家收拾行李,赶着晚上七点半的最后一趟客车回家。周老师顾及我的脚伤,不仅帮我一同收拾衣服,而且送我上车。
我坐在客车上,窗外一片漆黑,只有车内昏黄的灯光在忽闪忽闪着照亮。客车启动,车内的灯光彻底熄灭。我扒在窗户上,看着周老师的身影随着客车的运行而渐行渐远。我想起,我小时候坐校车去上学的时候,我爹也是这样送我,他偶尔还会塞我一把私房钱,让我在跟同学相处的时候大气些。
车上人少,除了司机和售票员,包括我在内就四名乘客。大家相互之间也不熟,就没人讲话。乡下人也少,走这么长的路,也没见着几个人,顶多就是几个在路边跑的小孩儿。车子在乡间的路上摇摇晃晃地开,颠着颠着,我抱着背包又睡过去。
梦里,我在九龙村村口的老槐树下被人叫醒。那人是个年轻孕妇,她穿着宽松的连衣裙,但仍遮不住肚子的高高隆起,大概快生了。我看不清她的脸,只觉她有些熟悉,一时却想不起在哪儿见过。
她挽着我的手,我觉得不合适,想挣开她的手臂,可身体不听我使唤,并未挣扎,反而由着她牵着我的手,将我拉到村口。她激动地指着村口的卖货郎,对我说好不容易有卖货郎走到村里,一定得去看看有啥新奇玩意儿。
卖货郎头戴大头娃娃的头套,盖住了他的整个头。大头娃娃大张着嘴,开怀大笑,额间点一血红痣。他左手衣袖里有蟒蛇缠绕,蛇身通体乌黑,眼睛却放着冷冽的蓝光,像我小时候玩过的蓝色玻璃珠。它朝我望过来,我后退一步,害怕地抓紧她的衣角。
卖货郎似是察觉出我的畏惧,右手往左边袖口那么一挥,那蛇便不见所踪。卖货郎解释道,这是民间的一种杂技,蛇是假的,只是他用来吸引人的。我不信,害怕地不敢啃声,也不敢向前。她倒是胆子大,甚至央求卖货郎教她杂技。卖货郎无奈地笑了笑,说是可不敢教,不能叫人砸了饭碗。
她撇撇嘴,向我嘟囔了几句,很快就被卖货郎挑在右肩上的竹篮吸引住了。篮子里头五花八门,各式各样的小玩意儿都有,有算盘、纸鸢、拨浪鼓、剪刀之类的,甚至还有符纸。这些东西说来常见,但他篮子里的样式奇特,很是能吸引她的注意。
就拿算盘来说,常见的算盘是长方形的,而他的算盘却是正八边形的盘,内盘为白色算珠,外盘为黑色算珠。卖货郎手里拿着算盘,摇了摇,发出沉闷的撞击声。她拿手上掂了掂,说是还挺重。
卖货郎说这算盘,一是能算账,二是能算命。她不信,非要他算算她肚子里孩子的性别。只见卖货郎的手指在算盘间灵活拨弄,我看不懂最后成了个什么象。他食指与中指并为一道,指着算盘瞎扯,说是算出来她要生个女儿,只是命格不太好,得跟人换。这么一说,她便立刻紧张得捂住自己的肚子,这是下意识护住自己孩子的动作。
我听见卖货郎晃晃手里的算盘,算盘发出算珠相碰的声音。她紧盯着卖货郎手中的算盘,祈求卖货郎能想出法子救她的孩子。良久,算盘定住,算象与刚刚正好黑白颠倒。卖货郎用左手衣袖中摸出来两张黄符,说这两道符就是法子。
她与我都是读过书的人,我不信,我相信她也不会信。可现实与我想象中的不大一样,她花钱买下了卖货郎的两张黄符,这钱都够村里一户普通人家过活半个月。不过不要紧,她男人在县里财政局上班,家里有钱呢。卖货郎将她拉至一边,偷偷与她说了几句话,我听不见。
卖货郎还要给我算命,我只觉他想骗我的钱,加之我也没钱可供他骗,于是拒绝了他的邀请。不知为何,我总觉得头套后面的脸在对着我笑。
她还买了些其他新奇玩意儿,不过加起来都没那两张纸贵。我碍于面子,不好两手空空,挑了个拨浪鼓买下。临走时,卖货郎借口与我俩有缘,送了我俩两枚玉佩,合起来,正好组成阴阳八卦。
我盯着手上的玉佩,那枚玉佩也在看着我。四周开始旋转,化为河水里的漩涡,我眼前的她随着风一点点成为碎片卷进那层漩涡。我在风中听见她的声音,她说等我俩的女儿出生后,就让两个女孩儿义结金兰。
可是,我明明是男人啊,我为什么会生孩子呢,她为什么如此确信是女儿呢?我低下头,看见我的小腹微隆,胸口的乳房饱满,拿着玉佩的手指纤细如葱。我我为何会变成一个女人!
突然,我身上一沉,睁开眼时,我正坐在客车上,售货员拿着记账的本子在拍我的肩。我尚未从惊悸中回神,售票员催促我赶紧下车,她要准备下班。
等她转身去收拾包的时候,我赶忙摸摸自己的胸,摸摸自己的鸡,幸好幸好,胸是平的,鸡也还在。虚惊一场,虚惊一场!我拍着胸口,大喘几口气。
我抱着背包恍惚地从车门走下来,刚一落地,车门就毫不客气地关上,司机一踩油门,车便“咻”地从我身后远去。
我抱着背包站在车站门口,周遭是陆陆续续下班的司机与售票员在闲谈,不远处的酒店门口有人在喝酒闹事,车站门口的大道车水马龙,不时从马路上传来刺耳的鸣笛声,一股难闻的煤油味萦绕在我的鼻尖。
一位母亲带着女儿从我面前经过,她们应该刚从超市出来,母亲手里拎着一大包东西,小女孩嘴里叼着棒棒糖。即使是大热天,人们对火锅的热情依然不减,花椒与孜然的味道在空气中交织,耳边是人撬开啤酒瓶放气的声音。
这个世界并不美好,有酒味,有烟味,有泔水味,有废气味,有垃圾堆味,有化粪池味;但也有花香味,也有青草味,也有面包味,也有蜜糖味,也有火锅味,也有水果味。唯有如此,我才能感觉到我是鲜活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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